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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特点：
[71] 对于该问题的探讨，上世纪90年代已有先声。
因此，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在拙作《论立宪党导制》[2]中，我们提出立宪党导民主制是对党导民主制进行立宪规范，是与立宪君主制（对君主制进行立宪规范）和立宪民主制（对民主制进行立宪规范）并列的三大宪治体制之一。
2.1 政权合法性与美德 政权只有为全社会的利益而非为统治者的私利而运作时才是合法的。而这也就是领导权的危机或整个国家的危机。建立在病态人基础上的弗洛伊德学派和建立在普通人基础上的行为主义学派都会导致宿命论。另一种是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表现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这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社会政治生活领域的表现。不管是西方古典还是东方古典都崇尚道德至上原则。
但是，应当按照贡献对它们分级。在康德看来，理性有两种功能，即作为认识能力的理论理性和作为行动能力的实践理性。可以肯定，递增公式和数学思维虽然在当代看来，显得过于机械，严重抹杀了法官实现个案正义的自由裁量权，但在封建时代，这却是通过立法技术预防审判官恣意定罪量刑的制度保障。
通过这种立法技术，审判官在定罪量刑过程中如何评价犯罪与刑罚之间的对应关系，以及如何做出最终裁决，就有了依循标准，这就可以最大限度地缩短办案周期，提高办案效率。二、《唐律》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立法技术的特点 通过上述对《唐律》条文结构及内容的细致考察，我们可以看出，《唐律》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立法技术具有下列两个基本特点。把数学思维运用到立法技术中，就形成了定量技术。也就是说，《唐律》条文结构的特色在于详细规定具体个罪中的量刑事实及量刑方法，从而为审判官量刑提供了指南。
以故有所陷败，亦从绞上减二等，徒三年。与之对应，不同量刑事实的最低定量要求分别为一日杖六十一日杖八十，三日杖一百一日徒一年。
也正是这种数学思维，人类发现了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立法技术。贝卡里亚曾不厌其烦地告诫立法者，要把法律制定得罪刑相适应，要使刑罚具有确定性和必定性，就必须有一个相应的、由最强到最弱的刑罚阶梯。如果数额较大情节严重重大损失之类用语大量充斥在刑法中，那么只能让审判官依据自身经验定罪量刑，只能给审判官留下恣意定罪量刑或司法腐败的制度空间。(二)有利于预防审判官恣意定罪量刑 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立法技术之下，审判官对罪犯的定罪量刑不仅要判断其有没有实施某种行为，而且要看这种行为有无造成某种危害结果及其程度。
举例来说，《杂律》第422条规定的买奴婢牛马不立券行为，它并不危及唐王朝的统治，并且在现代看来乃是一种民法调整的行为，《唐律》对这一犯罪即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立法技术，即规定诸买奴婢、马牛驼骡驴，已过价，不立市券，过三日笞三十。一尺杖六十，一匹加一等。时间最长的是百日，比如《职制》第142条规定：诸贷所监临财物者，坐赃论。其放镇戍人而还，一人一日杖八十，三日加一等，三十一日流三千里。
此外，诸篇对加刑也有严格的限制：(1)加者数满乃坐，即必须达到法律规定的数量才能加等。如系荒田，这种定量要求则变更为一亩以下笞二十，五亩加一等。
过杖一百，五亩加一等，罪止徒二年半。在对具体个罪的犯罪构成之定性的基础上，尚须进一步判断达到什么数量要求的危害结果等，才构成犯罪，在对量刑事实以定性技术区别的前提下，又要求根据不同的定量要求以及能够架设这种罪量与刑量之间对应关系的递增公式，以确定最终的量刑结果。
如何把两者的关系有机结合起来，这需要立法上的制度保障，即需要立法以客观的、精确的立法技术把罪质与罪量、罪量与刑量之间的对应关系架设起来。比如，《杂律》第426条规定：诸应乘官船者，听载衣粮二百斤。本罪量刑之起点刑为笞五十。比如，《户婚》第170条规定：诸部内田畴荒芜者，以十分论：一分笞三十，一分加一等，罪止徒一年。⑤本罪的成立不仅需要假请官物不还这一行为的发生，而且还有最低过十日这一时间要求。其乘车者，不得过三十斤，违者，五斤笞十，二十斤加一等，罪止徒一年。
州随所管县多少，通计为罪。《唐律》立法技术的特点是借助数学理性全面地架设犯罪与刑法之间的阶梯和以递增公式为审判官公正量刑提供指南。
‘若由题署者误，谓元题署者错误，即罪其题署之人，驿使不坐。此外，《唐律》中的量刑制度所运用的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立法技术，还有以下三个特殊之处： 其一，以疏议补充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立法技术的情况。
2.定性+土地面积 亩作为土地面积的计量单位，它的数量大小体现着侵害土地制度犯罪的危害程度，因而土地犯罪多以占田过限卖口分田盗耕种公私田等行为定性，再加上亩的数量这一定量要件，来决定犯罪的成立问题。到底这种犯罪的刑罚如何操作，更为具体地说，这种犯罪的哪种情形应该判处何种刑罚，《唐律》的规定是一目了然的，即通过简单的数学计算即可得出。
第三，《唐律》在立法技术上不仅采用了匹尺口人等计算刑罚轻重的量化单位，采用了一日三日一亩十匹等数字技术，而且还采用了更为精确的比例，比如10％、5％等，从而满足了审判官正确定罪量刑之客观化、精确化的要求。(2)古代的审判官兼行政、司法等事务于一身，并非现代意义上的专任法官，并且也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回避制度作保障，容易出现冤假错案。(州县各以长官为首，佐职为从。可见，对国家宽宥的轻罪而言，采用定性与量刑相结合的立法技术就起着重要作用，它可以提高整体犯罪门槛，把那些唐朝统治者认为不严重的行为排除在刑法之外，否则轻罪也会被判处重罚，危害不大的行为也会被定罪，因而是滥用刑法。
管三县者，三十口笞三十之类。既定性又定量就是压缩犯罪圈，意味着刑法干预的慎重，因为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立法技术不仅要求实施刑法所禁止的行为，而且需要行为造成的结果达到一定的量的要求。
二是《唐律》量化立法技术的研究，即归纳唐律中量化的种类与方法，并主要针对犯罪客观方面的立法量化技术进行研究②。关于这种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立法技术在犯罪圈划分上所体现出来的积极意义，我们不妨以《唐律》对公罪与私罪的区别规定予以佐证。
马小红《唐律所体现的古代立法经验》，《南京大学法律评论》2008年春秋合卷。这种缺失不仅影响后世对《唐律》立法技术的全面评估，而且还使中国现行刑法采用的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立法技术难以在国际上得到承认，甚至面临没有文化基础的责难。
这就基本上明确了日与人这两种定量要素之间的等量折算，可谓技高一筹。条文精确，用语明晰，逻辑严密是其最高境界。这不仅有利于从立法上合理划定犯罪圈，而且有助于预防审判官恣意定罪量刑，因而是封建时代司法公正的制度保障，对当代亦具有启示意义。也就是说，当西方人意识到罪刑阶梯问题之时，中国古代立法早在几个世纪前已经在实践这一领域实现了，这不能不说是唐代立法技术高超的体现。
本罪的量刑事实被区别出贷所监临财物者强者断契有数，违负不还等，其中，对于贷所监临财物者这一量刑事实的最低定量要求是百日，而对于断契有数，违负不还的最低要求是五十日。本条律文并没有在量刑制度中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立法技术，但却以疏议明确了违一日杖六十，二日加一等，罪止徒一年。
比如，《厩库》第199条规定：诸应乘官马、牛、驼、骡、驴，私驮物不得过十斤，违者，一斤笞十，十斤加一等，罪止杖八十。后者则是罪状与法定刑的二元结构。
从立法上看，《唐律》对于不少犯罪的社会危害性程度进行了量化，由此至少引申出两个有意义的课题：一个是罪刑关系定量的标准，另一个就是罪刑关系定量的递增公式。放日多者，一日准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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